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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中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这些因素无不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1.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兴起。企业家政府理论是伴随着西方传统政府官僚体制的危机而出现的,它不仅对政府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作出了新的回答,还对企业家政府的本质与特征作了简洁而形象的刻画。该理论认为,政府是我们用来作出公共决策的一种机制,是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的载体,对于一切文明社会来说,政府都必不可少。遗憾的是,政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它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效运作。然而,问题不在于政府中工作的人,而在于工作的体制,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言,政府中的大多数公务员是负责的、有才能的、立志献身的人,只是受制于陈旧体制的桎梏,创造性得不到发挥,精力遭到浪费。我们相信这些制度可以改变,释放出政府公务员身上巨大的能量,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2.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所谓新公共服务,它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行政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目前,与其说公共行政官员正集中于控制官僚机构和提供服务,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关注“掌舵”而不是“划桨”,即他们更加关注成为一个倾向于日益私有化的新政府的企业家。但是,在他们忙于“掌舵”的时候,他们是否忘记了是谁拥有这艘船呢?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公共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
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 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 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 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本文来源于大秘书-www,100txt.com,找范文请到百分百文本网]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柏瑞奥(Gibson Burrell)和摩根(Gareth 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一、解释的需要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 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 Mead)和泰勒(Steven 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 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 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go-vern-ment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二、批判反省的需要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 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go-vern-ment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go-vern-ment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四、结论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论文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高度的行政垄断。这种行政垄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不良影响也不容忽视。19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行政垄断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本文试图探寻我国传统的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体制变迁的背景。
一般来说，垄断总是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和多种低效率，因而一直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消费者所诟病。垄断的产生和维持通常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少数厂商拥有特殊的知识、技术和投入品；一些产业的生产函数在有效产出范围内具有成本的次可加性；厂商间的策略性行为(如串谋等)；政府对新厂商的进入设置壁垒。近年来，随着可竞争市场理论为经济学人所普遍接受，行政垄断倍受关注。
行政垄断通常是指政府通过法律、行政法规或规定的形式，维护一些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阻止竞争市场形成的行为。行政垄断有两种表现形式：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又称“块块专政”和“条条专政”。行政垄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大多是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由政府直接经营，在人事、分配、经营等诸方面受制于政府；垄断市场力量来源于行政合法和法律授权；行政垄断的本质是妨碍市场竞争，妨碍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余晖，2001)。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垄断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国家垄断——而出现。
本文主要分析我国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对该体制自1970年代末以来变革的原因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还试图展望行政垄断的未来走势。
一、传统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根源
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3月5日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他认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至于“节制资本”，毛泽东在其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是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早在建国之前国家就已经决定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价格和劳动条件等进行严格的管制，对全国的外贸由国家进行统制(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就相应实行了国家垄断)。之所以要“节制资本”(其实也就是国有经济的行政垄断)，当时说是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但从建国后的政策取向来看，目的并不仅仅如此。这些政策的实施，其实都是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落后的状态，同时也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苏联等国的示范效应，第一代领导人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重工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赶美超英”。由于重工业属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需要大量进口技术设备等特点，而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资金匮乏而劳动力丰富，外汇短缺且出口创汇能力低。由于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发生矛盾，需要政府实施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来人为压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还需要提高政府对资源的动员能力，以保证重工业发展能够获得充足而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进口技术设备。这种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宏观政策的核心就是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为了“赶超”，我们一开始就否定并试图消灭市场。
为了可以按照政府的意愿配置资源，国家需要建立主要商品的统购统销制度，这一制度在外贸领域的延伸就是外贸统制，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统购统销、外贸统制，再加上外汇管制，使得国内价格体系和国际价格体系截然分开，国内资源流动不会因外部比价变动而偏离政府的取向。
为了取得对剩余的支配权，把握积累方向，国家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将私人经济改造为国有成分(因为这样容易控制)，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在此基础上，国家建立统一的指令性生产经营计划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务体系。对于私营经济，随着统购统销和外贸统制的推行，私营批发和进出口业务已无存身之地；1950年下半年以后，国家垄断了银行业，查封和取缔了证券交易活动，禁止私人经营外汇，并逐步对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前后，我国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上述各项政策的实施再加上群众运动的推动，只用了三年左右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司合营。至此，私营经济已经很难生存。
对于诸如民航、铁路、邮政、电信等行业，一方面在当时确实关系国计民生，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规模经济性，当然也是为传统发展战略服务，因而实行了国家独家垄断，而且是政企合一(其中民航实行军事化管理，铁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为了管理、监督国营经济的运行，保证“赶超”战略的贯彻执行，国家实行部门管理和地方管理两种主要管理方式。在国家行政机构设置上直接表现为各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设置，几乎每一个大的产业都对应有一个主管部门，另外还有物资、粮食和物价等配套部门。各主管部门及其所辖企业也就自然构成了行政垄断(因为消灭了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在当时主要存在于第一产业)。
在当时，最高决策者也意识到了我国各地情况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各地经济的较快发展(这一点在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得到集中反映)。1957年中央决定实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以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由于当时全国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地区之间仅靠计划调拨来维系国内的经济联系。财政分权以后企业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许多企业从中央所属变为地方所属)，中央的计划调拨有所削弱，这时生产中的前后向联系出现麻烦；同时，由于长期来对于外敌入侵的担忧，中央政府指示各地区可以自求平衡，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58年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西、西北和西南七个协作区成立以后，中央明确要求他们分别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要求一些省份也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种“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系是传统行政垄断体系的集中反映，也是我国目前行政垄断难以破除的重要历史原因(地区分割问题在当时已经落下伏笔)。
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垄断的变迁及其原因
由于传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也由于认识水平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于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二十多年来传统的行政垄断体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市场准八方面，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三资”成分已经广泛进入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一些传统的高度垄断行业已经或正在打破垄断：民航已成功地实行了政企分离，地方航空公司和中央所属航空公司一起竞争，机场正逐步交由地方经营；在电信行业，随着中国联通、铁通等电信运营商的成立和原中国电信的成功分拆，中国电信一家垄断的局面已经被初步打破；在铁路方面，目前已经有三茂，广梅汕等多家地方铁路出现：在金融领域，不仅国有银行数量增加，而且出现了很多民营、外资、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贸领域中，外贸垄断的局面已经初步打破，一大批国有、中外合资、股份制和私营等外贸公司同台竞技。
本文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垄断的变革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促进：财政压力，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寻租和腐败，财政分权改革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外部压力，国有经济的效益不彰和民营经济的出色表现等。
首先，政府财政收入中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短缺使得政府必须借助于多方力量进行建设。我国的电力、铁路、公路建设和经营等行业长期以来由于资金投入不足而建设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以电力行业为例。由于电力行业长期实行国家垄断而财政资金投入不足，到1978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缺口达到1.000万千瓦，年发电量缺口达到400亿千瓦时左右。为了缓解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党和政府决定对电力行业的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先是允许地方政府投资办电，随后又于1984年明确提出了“多家办电、集资办电”的政策。同时还取消了统一上网价的电力价格形成机制，实行“还本付息价”，保证投资者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
张宇燕等学者提出，治国者必须要维护一定的义理性水平(体现为公民和官员的拥护)，这就需要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要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当财政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就必须寻求改革，改革的最佳路径首先就是要“甩包袱”。将传统的行政垄断部门对多种经济成分开放，允许它们投资和经营也正是财政压力下的必然选择。
其次，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寻租、腐败问题。对于垄断部门的低效率和寻租问题，国外学者早有论述和分析。胡鞍钢等学者估算了我国一些垄断行业所造成的租金、福利损失和收取的非法费用。研究表明，仅电力、交通运输邮电、民航、医疗几个部门的租金规模就占到我国GOP的1.7％12.7％。垄断行业职工的技术构成虽然总体不高，但是工资普遍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水电气的生产与供应业、民航、铁路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35％-150％(民航)，而劳动生产率却低得可怜(1985-1996年，铁路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电力行业为3/5)。
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劣质服务、高收费、缺乏创新激励等问题长期为人们所痛恨。比如建国以后直到1994年，我国(基本)电信业——主要指电话——都是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的，属于典型的行业行政性垄断。长期的垄断使该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极低，1989年我国每干电话主线的电信职工为87人，约为日本的16倍，菲律宾的2.5倍，而我国的电信资费奇高、服务低劣是广大消费者普遍共识。近年来，随着竞争格局的初步显现，服务质量得到提升，资费和以前相比也大为降低。
第三，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成为打破垄断的推动者。分权化财政改革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各地为了招商引资纷纷或明或暗地降低了投资经营的门槛，使得外资，民营资本。得以较为便利地进入。地方官员为了自身的政绩，必然要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解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政府可以用来进行经济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这就需要政府放宽市场准入。
第四，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打破行政垄断。要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就必须与国际接轨，按照相对统一的游戏规则参与国际竞争。国际上各主要国家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纷纷放松管制，政府独家垄断的领域越来越少，外贸壁垒也越来越低。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许多行政垄断也就难以维持了。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外资纷纷进入银行、保险、汽车制造、石油、教育等传统行政垄断部门。从这几年来的实践来看，引入竞争有力地促进了相关行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五，国有经济的不景气和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必须“对内开放”。由于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问题难以解决，再加上其他一些长期形成的体制问题，国有经济近年来经营业绩一直不佳。2006年，全国省市级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9.644亿元，同年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大约为20万亿元，作一个简单的除法可以算出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利润率不足5％。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通过滥用垄断地位而获利。在全员劳动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利税率等方面的对比表明，国有经济的表现已经远远不如非国有经济。从企业R&D绩效来看，国有企业明显落后于民营经济。国有经济中从业人员数量无论从相对数还是从绝对数来看都在下降。1978年，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的78％，目前已经不足40％；自1996年以来，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绝对数一路下滑。可以说，这些年非国有经济在增加就业方面功不可没。
鲜明的对比和非国有经济不断壮大的力量要求政府必须努力打破行政垄断，放宽非国有经济的准入领域。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垄断体制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地区分割问题、民营经济发展受阻问题、由于行政垄断导致的寻租和腐败问题等。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分析前两个问题。
先来看我国的地区分割问题。地区分割就是国内各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利用其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一方面限制外地商品进八本地市场，另一方面限制本地紧缺商品、原材料和技术流向外地。前文已经说过，1950年代末期的分权改革中要求各地自求平衡，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复建设”问题此时已经产生。随后，在财政分权过程中，各地为了尽量增加财政收入，纷纷上马见效快、价高利大的工业项目。这样，各地产业结构趋同、企业规模不经济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了保证自己的企业能够正常开工，产品能够销售出去，各省之间就必然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战。目前我国国内省际“关税”税率达到46％，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超过了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税税率。难怪有人提出了中国是“一个市场还是N个市场“这样的疑问。归根结底，地区分割首先是财政分权大背景下由于政企不分、中央政府缺乏权威所形成的局面。
地区分割使得产品和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也使得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仍然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地区分割实际上是一种“囚徒的困境”，它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仍有很多的制度约束，这些制度约束大多与行政垄断有关。我国已经加入WTO，很多行业已经或即将对外商开放，但是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还没有做到“对内开放”。除了市场准入之外，由于金融领域目前基本上还是由国家实行行政垄断，实行向国有经济倾斜的歧视性政策，民营经济的融资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问题。四、结束语
我国的行政垄断产生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我国的资源禀赋又和这一发展战略相矛盾。为了能够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这种发展战略的推行，政府采用了不同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主要的行业实行国家垄断，消灭了私营经济，同时对主要产品实行国家统一定价、统购统销，取消企业的自主权。这一体制在早期政局不稳、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曾发挥过其积极作用。但是垄断的存在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和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的行政垄断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些传统的垄断行业引入了竞争，允许非国有经济从事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经营，同时产品的价格也主要由市场需求决定。垄断的破除不仅增加了社会产品的供给，也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这种垄断的破除主要是由于财政压力、分权式改革的推动、外来压力、长期垄断所造成的低效率、非国有经济的影响增强等。
目前，我国的行政垄断势力仍然很大，主要表现为国内地区分割、民营经济发展中受到限制等。这种局面必须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