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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颁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见稿）》，在纺织业领域，意见稿鼓励类共列举了13项，鼓励内容增加了高性能纤维及制品的研发应用、智能化纺纱工厂装备的建立、数字化智能化印染技术装备应用等。其产业结构调整向绿色环保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生产绿色化、智能化，产品高端化成为纺织业产业结构调整主题
2019年4月8日，在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的基础上，国家发改委颁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见稿）》，意见稿由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三个类别组成。本次修订的意向旨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发展。
在纺织业领域，意见稿鼓励类共列举了13个条目，总结归纳如下所示，鼓励内容增加了高性能纤维及制品的开发、生产、应用、智能化纺纱工厂连续化纺纱成套装备的建立、数字化智能化印染技术装备、染整清洁生产技术等。其产业结构调整向绿色环保化、智能化、生物化方向发展。
意见稿纺织业限制类共列举了18项技术和设备，主要为落后工艺与设备；
淘汰类包括了使用时间达到 30年的棉纺、毛纺、麻纺设备、机织设备等的 20类设备和生产线。
——劳动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企业向东南亚迁移
近年来，随着中国用地成本快速攀升，制度成本快速上涨，推动国内人力成本快速持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7年底，国内制造业职工平均薪资达到了64452元/年，同比增长8.4%。此外用地成本的攀升是导致企业向内陆或国外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19年，中国纺织业企业数量持续下滑，截至2019年2月，国内纺织业企业数量下降至18009家。
东南亚国家凭借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吸引了大批企业在当地建厂。2018年，越南纺织品服装业出口规模高达2482亿人民币，成为继中国、印度之后世界第三大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家。
201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开始实行，水污染是重点征税对象。纺织业是高度水污染产业，新环保税法的实施，加快了纺织业向绿色环保、高端制造方向发展，同时由于更新生产设备和处理污水设备花费巨大，保养和维修费用也加剧了企业生产成本，大批中小纺织企业无力负担，生产收到限制，产能、技术落后企业加速出清。
——产品附加值低，高端品牌为国外品牌所占据
纺织行业高端品牌，尤其是服装领域的高端品牌，可列为奢侈品范畴，产品的单价可高达几千上万元，利润也非常可观。目前国内的女装、运动服装高端市场基本为国外品牌占据。国内有名大型商超入驻的服装店，基本以国外品牌为主，即便是国内品牌，基本也会起个“洋名”来增加高档感。
这种行业存在的“不信任感”，除需要国家层面的消费文化理念引导外，也需要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培养意识，强化企业自身技术研发实力，来取得消费者良好口碑。随着中国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低端产品代工厂落后产能将逐渐出清，中高端品牌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行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推进“三品”战略，促进行业迈向中高端
纺织行业如何重塑创新力？中国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提出建议：纺织业要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力度，补短板，打造新优势，推进纺织工业迈向中高端。
2017年，工信部发布了“2017年度纺织十大类创新产品”，目的正是在于引导企业适应消费升级，加强工业设计与创意设计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丰富和细化消费品品种，提升中高端消费品比重。
智能化技术推动行业实现柔性生产
互联网时代下，消费者网上购物更加方便，而对纺织产业而言，却是订单的碎片化、消费的个性化、市场波动的敏感化、不确定性让销售生产增加了难度。对产业而言，柔性生产是一个必答题，解决小批量甚至单个生产成本过高问题，有助于解决企业库存积压问题，同时提升企业自身利润。
柔性生产不是仅指某一台设备或某一车间，而是涵盖从行业工程建造到产品设备制造，再到软件工程的各个层面，包括机器、工艺、产品、生产能力、维护以及扩展的柔性。
具体来看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能力的柔性反应能力，也就是机器设备的小批量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则是供应链的敏捷和精准的反应能力。
柔性生产模式下，企业需要构建“人—工厂—管理中心”一体化信息系统，实现人与物之间的实时信息共享，让消费者跨时空参与产品设计生产成为可能。
要实现柔性生产，智能工厂、智能生产设备、工业物联网、大数据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技术应用支撑，纺织行业的生产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将成为企业实现柔性生产的第一步。
以上数据来源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智能制造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中国服装零售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中国环保设备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中国纺织洗涤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
张謇是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代表人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逐步成熟，其核心内容是发展现代工业，这就超越了当时盛行的重商思潮以及传统的农本思想，从而扣住了近代产业的发展脉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于深重的危机，主权渐丧失、利源遭掠夺，民生日益窘迫。一些社会精英在考察分析西方工业文明成果、寻求救国路径时产生了“实业救国”思想。所谓“实业”是对现代产业意义上的各种“生利之业”的概括性说法。
张謇在青年时代就已萌发了振兴实业的想法。早在1886年他即提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1]480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也逐步成熟。他在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讲求商务、工艺，设立商务局、工政局，采取保护政策，建立公司、谋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等一系列救国建议。后又提出《论农会议》、《论商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策论，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实业救国”思想。张謇指出：“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2]497他的“实业”概念已包含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较完整的产业概念。张謇不同于一般“清流”的空谈议论，而是务求实施。1895年底，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创办大生纱厂，状元身份的张謇毅然“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3]836，“捐弃所恃，舍身喂虎”[3]767，投身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队伍，并从此开始把实业救国理想付诸实践。
2.以发展现代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思想
张謇认为：“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4]151他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当时流行的“商务立国”思想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5]37张謇看到西方国家商业繁荣背后的机器大工业的坚强基础，“工固农、商之枢纽”[3]733，自强御侮、富民强国的根本动力在于发展现代大工业，“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5]38因此，张謇的实业救国核心是发展现代大工业，可谓扣住了时代的脉搏，认清了发展趋势。
张謇在正确分析西方列强工业化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棉铁主义”和棉纺业优先发展战略，并加以实施。以棉纺织业为先导的内生型发展模式和新旧产业强大的“联进效应”，为产业的集团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棉铁主义”和棉纺业优先发展战略
对于如何发展现代产业，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的战略主张。张謇生长的通海平原盛产优质棉花，却在近代横遭日本等列强掠夺。张謇研究了光绪、宣统两朝各年海关贸易册，发现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这使张謇痛心疾首：“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5]164因此为挽回利权，保护民生，中国必须先行“推广棉地、纺织厂”及“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6]164，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3]793。这就是张謇的“棉铁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
纺织工业是欧美国家工业化前期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先导工业”，而对于民间资本来讲，棉业与铁业相比具有投资小、周转快，利润高的优势，与民生最为关切的产业“无过于纺织，纺织中最适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3]790。因此棉铁两业中，张謇进一步提出了优先发展棉纺织业的主张，他说实业发展的目标“在棉铁，而棉尤宜先”[5]155，“环顾中国实业之当兴者，孰有大于植棉与纺织者乎！”[3]802张謇在南通大力实践其“棉铁主义”、“棉尤宜先”战略，从棉纺织入手兴办实业，既利用了南通的资源优势，维护了民众生计，并可抵制外来的经济侵略。张謇以棉纺织业为先导，开创了南通工业化的成功之路。
2.内生型发展模式和新旧产业“联进效应”
前文所述，通海平原是优质棉花的产地，农户主要的副业是手工棉纺织业。在上海、营口被辟为通商口岸后，通海土布得以从上海转运东北，产量增长。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出纱，南通土布逐渐改用机纱织造，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关庄布”为主的土布生产与日俱增，南通“土布之乡”盛名由此产生。
南通大生纱厂建成之初，张謇及其助手们实施“土产土销”的经营方针，机器纺纱业与本地传统的植棉业和土布业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大生纱厂由此营业顺利、利润丰厚。传统土布业非但没有在机器工业冲击下破产，反而与之产生了强大的“联进效应”，两者的共同繁荣使南通的地方经济迅速崛起。这是一种典型的“内生型”发展方式。张謇的经营方针充分利用当地传统市场和经济的优势，找准了工业化的突破口，把握住产业体系的生长点和立足点，这对南通工业化的顺利启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3.现代企业形式的运用和经验主导型管理
中国的工业化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发展新式工业所需的资金一直是困扰近代企业家们的首要难题，而股份制是一种最有利于汇集社会资金的企业制度。早在1886年张謇就已了解到股份制的益处，就有过与乡邻“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兴蚕桑的想法。[3]759他对股份制曾作过中国式的解释：“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3]212表现出对股份公司推动产业发展的良好预期。从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张謇以其状元的号召力来吸引社会资金集股办厂，开始了股份制的实践。此后，张謇兴办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这种新型的企业形式，甚至把这种制度移植到农垦、盐业、渔业等传统产业中。
但是，以张謇为首的大生企业的管理阶层，包括张詧、高清、吴寄尘、张作三等基本属于商人和旧知识分子阶层，并不具备系统的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他们长于实际经验，缺乏抽象理性；对本地市场敏感，却缺乏宏观长远的科学规划。市场基础有利、经营一帆风顺使他们长期忽视资本积累、成本核算、技术更新、市场拓销等一系列企业内部管理基本规范建设。而年轻一辈具有现代管理意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如张孝若、张敬礼、张文潜、沈燕谋等，当时或没有获得企业经营实权，或尚未到达上层管理岗位。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落实尚需时日。
大生纱厂建成获利后，张謇迅速谋求产业的横向拓展。1904年大生纱厂生产能力扩大了100%，同时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筹建大生二厂，1907年建成开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张謇在南通及周边地区进一步规划建设七个棉纺织厂，于1921年建成大生三厂，1924年建成大生八厂。至此，大生系统四个纱厂共有纱锭160360枚、布机1342台[7]143，分别占全国华商纱厂总数的7.39%和9.8%[8]1、3，大生系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华商纺织企业系统。
为了实现棉产等资源的综合利用、节约企业运营生产成本，加快资金周转，张謇积极谋求纺织业向上、下游产业的延伸。1901年为建立大生纱厂原料基地，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3]385，开启了苏北沿海垦殖业。同时，为了综合利用纱厂的棉籽、下脚、飞花及多余动力等，张謇又设立榨油厂、肥皂厂、造纸厂、印刷厂，逐步构建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并进一步发展冶铁、制造、电力、食品、轮船运输业及通讯、金融、商贸、仓储等企业，在南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南通共建成37家企业，在淮南沿海拥有相关的盐垦公司20家，形成一、二、三产业门类齐全、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大生资本集团。[7]204－208
三、产业发展战略与区域中心形成
张謇在推进南通的工业化进程中，紧密依托上海，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同时通过垦殖和沿海开发又将自身的发展成果影响和输送往周边地区。长三角北翼一个新兴的次中心城市领先于江南诸城而迅速崛起。
大生纱厂开工后，张謇“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于是着手在沿海一带开辟原棉生产基地。1901年张謇建立通海垦牧公司，此为中国最早的农垦公司之一。经过10多年的努力，通海垦牧公司开垦10余万亩海滩荒地，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年产皮棉以达1.2万担。民国建立后，在张謇等的倡导下，在原淮南沿海广袤的退化盐场、海涂滩地上掀起了垦殖大潮，十数年间涌现了40多个农垦公司，吸引了数十万移民北上开垦。通过大规模的废灶兴垦、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引进驯化良种，广植棉花，使淮南垦区形成了我国早期最大的产棉区。至1934年，淮南垦区已拥有棉田500多万亩，年产棉花100余万担，两项数据均分别占江苏全省的1/2，全国的1/8。[9]
张謇倡导的淮南垦殖，是和改良盐业结合的。1906年他设立了同仁泰盐业公司，把原吕四盐场盐民集中“设厂聚煎”，实施工场式的集中生产管理。吕四一带盐民多兼营渔业，张謇筹划组织吕四渔业公司改良渔业，并把这看成是保护海权的关键举措。1905年，成立江浙渔业公司，向德国购进一艘蒸汽机拖网渔船，成为中国机船渔业的发端。中国传统盐业、渔业在此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市镇建设是南通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随着张謇淮南垦殖事业的推进、大生纺织公司各分厂的兴办、商品市场的扩大，以及以南通县城为枢纽的公路、运河交通网络的不断延伸，传统市镇商业空前繁荣，如著名的花纱布市镇有平潮、兴仁、金沙、二甲、白蒲、马塘、久隆、茅家港等，其他鱼盐粮商市镇有掘港、三余、吕四、拼茶、余东、双甸、石港、西亭、四安、汇龙、李堡、石庄等，唐家闸、海复、天生港、大丰等一批新型工商市镇兴起。市镇商业的繁荣使南通地区的产业格局趋于成熟。
市镇经济的发展改变着南通地区原有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单一的经济结构。这些小市镇与南通城组成了一城多镇、城乡结合的多层次城镇格局。据统计，上世纪30年代淮南盐垦各公司总管理处所属的17个公司，共建有25个市镇，474间仓库，1761.2公里公路，架设了631公里电话线，建立95所合作社，56所中小学，10所诊疗所。[9]南通发挥了中心城市的作用，通过网格状的水陆交通支脉，将近代化的成果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阔的苏北平原，从整体上推进了区域现代化的发展。
南通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江与黄海带来利益每每被人们高估。事实上，长江作为南北天堑对南通的交通阻隔远过于其带来的水运便利。近代以后，随着汽船开航，江河海洋的价值日益凸现，南通但因距上海太近以及本地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其口岸价值并不高。但张謇敏锐地注意到开埠后上海已成为全国乃至东亚新的中心城市，紧邻上海的南通有主动接受辐射的便利，于是张謇将南通事业紧密依托于上海。
1897年冬，尚在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就在上海广丰银行内附设账房，1907年改称大生上海事务所，两年后又成立了大生公司，他们的业务从采办物料、融资结算，发展到金融、贸易乃至进出口业务上。1904年张謇集资设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和十六铺码头。1920年又在九江路自建四层南通大厦，成为南通驻上海各项业务的中心。上海是南通的产品最主要输出和转运中心，上海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源源不断的流向南通城。南通紧密依托上海，发展本地经济。仅20多年，一座新兴的工商业次中心城市、一座上海的卫星城在长三角北翼崛起。在当年日本人驹井德三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南通被称为“江北一带之首都。”
在南通工业化兴起之初，张謇着力于地方利益的保护，为本地产业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同时，他以“观察世界之眼光”积极谋求对外合作。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南通的开放难有大的突破。
在南通经济发展之初，张謇凭借权势排斥外来势力的进入。大生纱厂建厂初就从清政府获得了10年的“专利”即地方专营权，在成功地阻止了朱幼鸿在启海一带的建厂企图后，于1907年再次申请了20年“专利”；以后兴办的各企业均能享有此特殊待遇。张謇实行的是“土产土销”产业政策，排斥外来势力就是要对本地市场实现垄断。他以上海九家纱厂恶性竞争的事例来论证实施地方垄断的必要：“时乎买花则九家争买，而价必抬高；时乎卖纱则九家争卖，而价必贱落。……工人朝夕彼此，工价动辄居奇。”[10]66在工业化最初30多年时间里，南通有效地排斥外来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介入，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为企业谋得了厚利。然而，正是这种地方垄断经营，使企业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失去了外来竞争的压力，导致长期轻视企业科学管理和技术更新，不能积极地培育开拓外部市场。南通工业化因而基础薄弱、张力不足。
张謇在谈到大生纱厂办厂的动因时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3]17他忧愤于地方资源和百姓生计被掠夺侵害，爱国精神和利源保护相结合的主权意识在张謇身上表现得异常强烈，他创办的许多企业都规定股票不得出售或抵押给外国人。1911年底，民国临时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孙中山、黄兴秘密批准了汉冶萍煤铁公司中日合资，以取得日本贷款。这方案在张謇看来是丧失主权、饮鸩止渴的办法，他函劝孙、黄收回成命，后竟以此为由辞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不就。
但张謇产业思想并不封闭保守，他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潮流中，以包容开放的姿态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的成果。他说：“世界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5]291，“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由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5]169他的企业设备、实验仪器均来自西方，外聘了一批专业人才来南通工作，全面仿效西方城市建设的理念。他于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了70天，虚心学习日本各方面经验。1905年他向清廷申请通州“自开商埠”，并于次年建立了江海关南通分关。他曾邀请杜威、李提摩太等西方知名人物来通考察、听取意见。他多次组织本地及全国的商品参加世界博览会，积极鼓励对外贸易。1920年他将上海成立的南通绣品公司开到了美国纽约第五大街，次年又在上海成立新海贸易公司，从事进口业务。他先后计划与美国、比利时等国设立航业公司，拟发展远洋航运。在中国产业资本极其匮乏的现实面前，张謇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外资发展产业。他说“则振兴之机，宁不赖外资之过渡？”[6]620他希望在维护主权、平等互利、审慎择优的前提下利用外资，但在当时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对外合作尚难取得实效。
甲午海战后，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民族危机中。张謇深深忧患于国家的危亡、民生的苦痛，自幼饱受儒家经世哲学浸润的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投身于救国救民事业上。但他的政治主张多不被当局者采纳，政治活动也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他深感：“中国政界亦无有为我发展之地者，为志在求一县之自治。”[2]147于是他把儒家政治理想和绅士乡土责任结合起来，以家乡南通为基地去实践他的理想。他希望以“地方自治”的方式，实现南通的社会改良和进步，并进而为中国的复兴和进步提供一个成功的范式。
在南通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以张謇为首的精英治理体制。张謇以其社会声望、经济实力、文化感召和奉献精神引领导南通人民迈向区域现代化的征程。这种体制排除了外来政治势力的侵扰和内部的纷争，确保了他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南通在短时间动员和集中所有资金、人力等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一以贯之二十余载，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上世纪20年代初，南通的成就可谓举世瞩目，好评如潮。张謇自己也毫不谦虚地说：“南通县者，固国家领土一千七百余县之一，而省辖六十余县之一也。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查之士，目为模范县。”[4]434－436
这种精英治理体制充满了张謇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张謇自恃个人的权威，寄望于少数精英的奋力和奉献，却始终忽视建立起有广泛公众参与管理体制，更无法改变当时主权沦丧、官场腐败、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南通的产业运行系统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不可持续性。对此张謇晚年也不无担忧地说道：“在今日已有力小任重之虑，在将来更不免人亡政息之忧。”[2]407这种过于依赖个人权威的体制诚然可以确保计划实施的效能，却也会导致决策失当难以预防和纠正。
2.救国理想主导下的“急进务广”
张謇的产业思想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实现国富民强的坚强决心结合在一起，他的产业思想带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包含着一种要急切改变现状的发展冲动。这种救国理想和发展冲动相结合意念使张謇对南通的经营不可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必然是全方位的。张謇发展产业的目的完全超越了产业本身，他说：“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1]515，他坦言“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3]116
在救国理想和发展冲动主导下，张謇的产业发展思路至其晚年已显现出冷静思考和理性谋划的不足。张孝若评论其父：“他认定凡自治国先进国应有的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11]375大生企业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扩张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同样，南通的社会建设全面铺开，几乎都要依靠大生纱厂的资金“挹注”，而这种“挹注”全凭张謇的意志，并无适应企业营运的合理规则。一旦市场有所波动，企业会轻易被连累以致拖垮。1922年中国棉纺织业发生行业性萧条，大生企业集团很快陷入困境，最终被债权人接管，张謇由此失去了对企业的主导权。在分析经营失败的原因时，张謇不得不承认：“南通实业，三五年来，因急进务广而致牵搁。”[8]837这种救国理想引领下的“急进务广”正是南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謇的产业思想是在正确分析西方列强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使得他的思想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并充满了实践性。在他的产业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南通从一个落后的小县城一跃而成为著名的新型工商业城市，并开启了长三角北翼广阔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存在，张謇时代中国混乱、落后、黑暗的社会局面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应该完全能够理解他救国情结主导下产业发展的非理性急进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不足，更应该由衷地赞叹他思想的精明、深邃和超前。今天，南通正站在“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与百年前的南通又何其相似。先贤张謇的伟大思想和实践依然闪烁着时代的魅力和智慧的光华，仍是我们今天可以时时汲取和大力弘扬的宝贵财富。
下游行业包括：棉油，棉粕，棉籽等。影响棉花产业的因素：我们棉花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在过去十几年中，我国棉花产业开放程度逐步提高，棉花上下游产品受到来自国际市场场全方位的冲击。 1。棉花进出口贸易。从棉花贸易环节看，自1990年以来我国棉花进口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尤其是自从2003年以来，进口量增速很快，进口总量规模显著增加。在棉花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棉花市场总体呈现绝对净进口状态。2005年度，棉花进口量约占国内用棉量的1／3以上，对外依赖程度高。 2.棉花下游产品进出口贸易。从棉花下游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市场来看，出口量逐年增加，不仅在我国外贸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中也占据较大比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全年，我国纺织品和服装进出口总值为1346.3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17.90%，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47%。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值是1175.35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0.69%，占全国外贸出口总值的15.42%。2005年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仅增长5%，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长了21%，在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中的比重达到了24%。 3.棉花流通。从棉花流通环节看，经过棉花流通体制改革，我国棉花收购已基本在国内全面放开。 4.棉花产业链特征。棉花产业的逐步的放开，使得从棉花种植、流通和加工等多环节都将受到国际市场影响。如图1所示。从理论上讲，开放不是目的，终极目的应该是提高我国棉花产业的竞争力，提高棉花产业的增值能力。那么，我国当前的开放是否真正朝着这一目标靠近?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棉花产业的开放前景并不容乐观。棉花产业的开放，带来了棉花产业利益在相关主体间的重新分配。而最终结果是：我国无论是棉农还是流通企业、加工企业。都将是利益损失者。而大部分利益则转移至国际棉花的生产国、棉花制成品的消费国以及国际棉商手中。我国大豆产业和羊毛产业开放过程已经表明，过度开放且缺乏较为有效的应对措施，导致国内整个产业发展出现萎缩，这对于棉花产业来说，不能不说是前车之鉴。二、棉花定价权的理论分析在棉花产业链中，棉花及制成品价格的水平及其变动是决定利益分配状况的关键。那么，决定定价权的根本因素又是什么呢?按照经济学理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决定的。从这个角度似乎可以解释我国棉花产业在定价权中处于劣势的原因：中国是棉花需求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内需求增加，导致供求缺口，棉价必然上涨；中国是世界纺织品的最大供给国，国内纺织企业供给量过大，其价格必然下跌。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供求定律是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而现实中完全竞争市场并不存在，更多的是非完全竞争市场。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的决定因素要复杂的多。在定价权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企业的行为。例如，在一年的期限来看，我国棉花的总体需求是增加的，但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由于用棉企业的限量采购，可以缓解其供求紧张的状况，其价格水平也可能是平稳的。因此，在定价权问题上，企业的行为影响至关重要。根据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的定价行为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企业数量、规模等产业组织结构特点。企业数量越多，企业规模越小，其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就越弱，在价格上更多表现的是被动地接受价格。而当企业数量有限、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在定价中的权利就将增强； 2.产品差异化程度。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大，企业的不可替代性就越强，市场垄断性就越强，在定价中的地位就将增强； 3.横向，纵向一体化程度等。横向一体化程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企业规模的扩大。这实际上是通过影响企业规模和数量来影响企业的定价权。在纵向一体化中，企业通过在产业链中上下游环节的一体化，能够防范由于资本专用性所引发的风险。并且在不完善市场中，纵向一体化有利于消除上下游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获取融资便利等优势。 4.调节企业间行为的制度等。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行为是典型的博弈行为。企业间达成的某种形式的协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协调、约束企业行为的保证。 5.交易组织。商品的价格最终是通过交易行为来实现的，而交易的组织化程度、交易方式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价格的形成。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存在利用期货市场进行点价交易的惯例，实质上是期货价格为现货交易来定价，那么，选择的期货市场的发展状况、期货市场参与主体的特征会对点价交易的价格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三、影响我国棉花定价权的因素分析 1.我国纺织业高度竞争，企业数量众多，横向。纵向一体化程度普遍偏低。由于纺织业进入门槛较低、退出成本较小、技术要求不高，在我国经历了迅速的扩张期。到2004年底，中国已拥有纺织服装企业13,9万家，包括纺织品企业8.7万家，服装鞋帽企业5.2万家。其中，从事纺织服装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多达3万家。纺织产业整体的市场集中度较低。根据2006年6月底统计，规模以上全国棉纺织企业6980户。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95户，占4。2%。全国规模以上棉纺织行业销售收入2640亿元，利润总额83.65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销售收入287.18亿元，占10.87%，利润1.29亿元，仅占0.89%，利润率只有0.45%，亏损面达40.68%。西部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棉纺织企业亏损面更高。产业集中度低并且普遍微利生存，是我国棉花企业严重缺失定价权的重要内部原因。 2.产品差异性小。在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差异性上来看，我国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品牌还很少。据统计，中国纺织产业的出口产品中，98%是国外品牌的贴牌加工，只有2%的产品属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缺乏自主品牌，只是不断扩张棉花生产加工的能力，势必导致如下的情况：当棉花市场供不应求时，出现抢购资源、哄抬价格的情况；当棉花资源充裕，棉花价格下跌时，出现设备闲置与浪费，造成经济损失。由于棉花价格波动频繁。这对棉农的种植决策产生不利影响。我国棉花产业“多头在外”，受国际棉花及其制成品价格波动影响巨大，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国内棉花成本高、品质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地位。国内加工企业转向大量使用进口棉花，导致国内棉花种植面积萎缩，使得国内企业的定价权能力下降。应对当前棉花产业的严峻形势，关键要认清形势，把握走势，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加以应对。 1、重视棉花产业，防止棉花生产大起大落。稳定的种植面积是棉花产业稳步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目前，我市比较稳定的棉田面积约占全部耕地的1/4，覆盖农户近20万户，这不仅是自然种植条件的要求，更是长期比较效益的选择。据供销部门对历年的统计分析，种植棉花每亩的净收益平均是水稻的2倍左右。可见，棉花产业对农民增收、扩大就业、财税增加意义重大。因此，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棉花生产，防止大起大落，特别是在当前的严峻形势下，一方面要研究落实各项扶持措施，保护棉农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向广大棉农深入宣传引导，“危机”时刻，既有“危险”，更蕴含“机遇”，一定要冷静看待眼前困难，坚定发展信心，在稳定种植面积的同时，把工作重心放在改良品种、科学种植、主攻单产、增加总产上。此外，要按照集约发展的要求，引导和鼓励农民以转包、互换、股份合作等形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种棉大户、种棉能手集中，优化种植布局，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重点是在无为东西部、含山南部、庐江北部、居巢北部打造集中联片的棉花种植基地，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 2、加大政策扶持，帮助棉农棉企度过难关。当前棉农、棉企面临的困难之大、来势之猛、影响之深、波及面之广为历史罕见。如何支持他们顺利度过难关，各有关方面责任重大。根据目前形势，对棉农的扶持措施建议：参照粮食收购政策，按照保护价收购棉花，目前的保护价以籽棉5.2元/公斤(种植成本)为宜；实行棉贴直补,把过去购种补贴的做法,调整为按照种植面积直接补贴方式,以保证棉农有更多的购种选择权。对轧花企业的扶持措施建议：增加国家储备，降低收储门槛，在长江中下游棉花主产区定向收储，并根据该区域气候实际条件，将回潮率指标调整为10%，同时，建议出台实行省级棉花收储，对纺织企业和棉花收购站等收购棉花给予贷款贴息等，鼓励多收购，保护棉农生产积极性；减免税费，把增值税按照销售额5‰计征调整为按增值额为基数计征，同时严格按照政策要求，清除所有不合理规费；实行扶优扶强，对省市级龙头企业或加工量10万担以上的企业，实行政策扶持。如：企业今年在银行延期还贷不影响信用等级，把技改贷款利率的7.48‰调整为信用贷款同等利率5.98‰，对涉棉中小企业实行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亏损和运费补贴，等等。 3、加快产业延伸，推进棉产品深度开发。一是科学规划。要依托我市棉花产业基地分布情况，尽快编制轧花、棉纺及有关配套行业的总体规划，使之合理布局，健康发展。当前，尤其要针对轧花企业小、乱、散，成本高、效益低，加工能力严重浪费的现状，通过整顿、兼并、重组，科学合理布点，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扶大做强龙头企业。二是招商引资。要围绕规划，放眼长远，编制项目，加大推介，引进强势企业，扶持现有企业，积极发展纺纱－织布－印染－制成品行业，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棉花加工增值能力。市经济开发区应加快实施轻纺工业园区规划，着力引进纺织、印染、服装等相关企业，尽快实施50万锭纺织、2000台喷气织机及配套工程等，特别是近期纺织行业纷纷调整转移，固定资产成本相对较低，应鼓励引导本市纺织企业借机主动出击，积极承接，扩大产能，早日使我市的棉花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三是优化环境。经验表明，政府合理的政策引导和调控可以加速棉花产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技术推广、加大金融扶持、推进社会化服务、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规范市场秩序、加强舆论引导等方面，努力为棉花产业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狠抓力量整合，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棉花产业结构升级要求生产规模化、加工集约化、流通网络化，基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供销社要充分发挥产业化牵头部门的作用，加强指导，深化服务；农业农技推广、种子供应等单位，要进一步做好良种推广、技术培训等工作；棉花协会要继续在行业内发挥服务、协调、自律、维权等作用，成为棉农、棉企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轧花企业要发挥好龙头带动作用，通过订单等形式与棉农结成利益共同体；特别要加快棉花专业合作社和棉花经纪人队伍的建设，尽快提高棉农的组织化程度和适应市场的能力，争取通过3至5年的努力，构建起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棉花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
